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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样的法律工具主义，我们当然是要反对的。

从语意上分析，侮辱一词有三个跨度，首先是生活中难以避免、必须承受的辱骂。如果一名律师被追究扰乱法庭秩序罪时，还由当地公安局侦查、当地检察院起诉，又回到当地法院审判，这个案件能公正吗？不可能公正。

而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范围非常宽泛，甚至交头接耳、鼓掌、拍照、录音都可以算是违反法庭秩序。而在2011年刑诉法修改前后，律师因为扰乱法庭秩序而被强行带出法庭的情况开始出现。曲新久 ：侮辱的表述，也可能在言辞方面带来风险。第194条对违反法庭秩序行为的相应处罚，有警告制止、强行带出法庭、罚款、拘留 等。陈兴良 ：最大的问题是第四项兜底条款，其他扰乱法庭秩序行为，情节严重的。

所以尽管侮辱的概念相对清晰，但在司法实践中掌握起来并不容易。一些律师和律师协会担心，降低扰乱法庭秩序罪入罪门槛可能削弱本已不彰的律师执业权。再比如，针对医闹、缠访和死磕法官现象，立法者态度鲜明的予以了规制。

纵观1997年刑法实施以来的九次修改，死刑的适度减少成为立法者秉持的一个基本原则，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13个经济类犯罪的死刑。2．对严重的贪腐罪犯，新增终身监禁的刑罚措施 在暂时无法废除职务犯罪的死刑之前，现行刑法在实践中面临一个困局，随着贪腐犯罪数额日趋增多、动辄千万级甚至上亿的大背景下，数额论已然不足为凭。【作者简介】汪江连，中国计量学院法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法学博士。西方针对犯罪往往按情节以年限逐步增加刑期，中国的拘役、有期徒刑，不经过阶梯型过渡就直奔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量刑机制，导致贪污10万、100万、1000万乃至数亿巨款的刑罚未能得到与其犯罪数额、情节与程度相适宜的处罚。

本文的删节版刊载于2015年8月31日《杭州日报·西湖评论》（第二版）。在确定只要不死（死缓也基本确定不死）的前提下，贪污到一定数额后的处罚差别不大，故而导致贪腐罪刑的设定无法达到精准打击的功效。

刑法和核心理念是维护公共秩序、保障人格人权，落实到刑罚的原则就是罪刑法定、罪刑相符和宽严相济。刑法修正案（九）以扰乱法庭秩序罪对应着西方的藐视法庭罪，实际上恰恰忽略了中西司法审判的模式之差异，西方多采取两造对抗制、法官保守中立。所谓政治刑法学，是在规范刑法学围绕规范的镣铐跳舞之大前提下，对政治性问题有所关照的一种转型时期刑法观。其问题有二，第一，从立法角度看，它未能体现与强奸罪的处罚机制相协调、导致量刑体系不合理。

第二，适度接近或者实现了刑法的核心理念。第三，刑罚的轻重格局架构，践行了我国政治刑法学的时代立场。而中国采取的是法官纠问式审判方式，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难免与法官有所对抗，易于遭遇扰乱法庭秩序之指控。同时，对幼女的性侵界定为嫖宿，会产生身份污名化的二次强奸之逆向危害，背离设罪初衷。

替考等恶劣现象的处罚。面对颇有争议的嫖宿幼女、威胁男性、贪官终生监禁等问题，这次修订给出了答案。

司法权威的维护等等，零零总总、在刑法修正案（九）中皆有明确之规制。体现在刑法修正案（九）的主要表现为三：一是针对极其严重的贪腐犯罪新增终身监禁处罚之规定，这直接回应了当前中国反腐大决战的高压政治态势。

内中依然不免有在规则设定上，抑或未来司法实践中可能的问题和漏洞，尚待完善。然而，瑕不掩瑜，刑法修正案（九）依然是有血有肉、宽严相济的，其对法治中国之建成，定将有所助益，未来的刑事法治也将接借重这一修正案、有所发展。为人民群众所诟病的量刑和执刑问题恰在于，只要罪不至死，很多巨贪大奸往往会通过各种手段，保外就医、减刑假释，在监狱待的时间很短。刑法修正案（九）甫出台，即引发热议。进入专题： 刑法修正案九 嫖宿幼女罪 贪腐 。回看本轮修正案，的确适度回应了人民群众的核心关注，比如嫖宿幼女罪的存废。

在保障人格和人权之角度，其最直接的观测标准是各类非暴力犯罪中死刑减少的数量。医闹等社会难题的治理。

这一规定虽然引来一些质疑，但总体上符合中国的考试法律规制的机制和文化。3．国家考试中的替考等作弊行为入刑 近几年，在高考、公务员考试、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出现了大面积作弊的问题。

中西法律文化和制度的差异，不能不为立法者所注意，否则，难保出现种下龙种、收获跳蚤之局面。刑法为重典，为国法秩序之重器，可谓法治秩序的重装武器，藏锋与亮剑之拿捏，可检测一国法治之境界。

废除了它，也的确可行。举起要者，其血肉或亮点如下：。1. 明确废除嫖宿幼女罪，将对幼女的性犯罪纳入到强奸罪的范畴从重处罚 刑法第360条设置的嫖宿幼女罪从1997年刑法大修以来，就备受争议。三是出台更为严苛与细化的各种所谓整治医闹和死磕等扰乱社会秩序类犯罪的规则，无疑对维护所谓司法权威、确保公共机构或活动的法治秩序，有巨大的惩罚性效果和硬法作用，其配合我国试图构建的新型社会治理体系之目标、如合符节。

有骨架仅立得起，有血肉才可鲜活丰满、立得住、立得久。以笔者观察，刑法修正案（九）试图从刑事立法上为当下复杂多变的改革进入深水区后触发的重大社会秩序之法治化的精准治理，提供规则基础的努力，值得予以肯定。

刑法修正案（九）的血肉还在于其贴近中国的现实问题、却又保持适度之戒备的态度。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证明了，中国的立法机制渐入规范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境界，观照民意却不被民意的感性主义漩涡所裹挟，秉持规范主义的价值立场却也接地气，实为法治的题中之意。

比如，许多人呼吁的毒驾入刑，针对拐卖儿童的民间一律死刑的激烈诉求等，立法者依然理性的未予采纳。下面，让我们跟随汪教授一起，以骨与肉的角度，来解读《修九》

10年后的2008年，在《世界人权宣言》发布60周年之际，胡锦涛在致中国人权研究会的信中再次强调，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要一如既往地坚持以人为本，既尊重人权普遍性原则，又从基本国情出发，切实把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放在保障人权的首要位置，在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上，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各级党委如果能够切实按照这三统一、四善于的要求去做，就能够把文件中提出的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一致性的原则变为现实。依法治国各项工作都要围绕这个总抓手来谋划、来推进。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有着不断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的指导，而且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以及由此而生成的自觉抵制各种错误各种腐败的抗体。

从上述四个方面的工作基本格局中，我们可以清晰地体会到，这次全会通过的《决定》中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在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2004年3月，这一建议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全会上被正式通过。

这意味着人权保障从此纳入了国家根本大法的规范范畴，充分体现出中国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已经作为治国理念贯穿到了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每一方面。所谓四善于，就是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中央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

1996年2月8日，在中共中央举办的中央领导同志法制讲座结束时，江泽民在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依法治国这一概念。改革开放以来，在依法治国的问题上，我们的认识是逐步提高和深化的。